《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深刻地描写晚明变革时代商品经济发展历史的新潮之作,是一部有着非常丰富历史内涵与时代崭新意义的长篇小说。
它所展示的问题,与16世纪的西欧社会有许多类似之处,也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长篇小说。
随着《金瓶梅》研究的深入发展,尽管人们研究的模式多种多样,但一致认为它是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现实主义之作,它的出现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奇迹。
这就说明《金瓶梅》的主要价值,并非来自作者对儒家伦理思想或宗教的虔诚,而是通过对晚明时代历史人生的摹写来揭示真实的生活,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小说。
《金瓶梅》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是中国晚明变革时代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直接产物。
16至17世纪,正是世界历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的中国晚明社会,同样面临着变革性的转折。
明至嘉靖、万历年间,由于国内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国际市场商品流通的结果,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当时,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都市慢慢的变成为我国丝绸生产和丝织品集散的中心。
丝绸业不仅在当地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占着重要位置,且成为中外行商长途贩运的主要货物。
“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聚集于此,居民稠密,街弄避隘,客货一到,行人几不能掉臂。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
随着中外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古老生产方式的转变,慢慢的变多的手工业者脱离农业,而逐渐集中于乡间市镇,特别是江南地区以各类手工业为基础的市镇星罗棋布。
据统计,嘉靖时江浙一带以丝绸为业的市镇达139处,大者万家,小者千家,已形成市场网络。丝绸销路畅旺,市场覆盖面极广。
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商业资本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明中叶后江南慢慢的变多的资本从土地经营的传统轨道中摆脱出来,“大率吴民不值田亩,而居货招商”。
苏杭商人“务以货殖为急”,“即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绩为业”。他们虽余资金,多不置田业,而是“并力于市场以牟利于四方”。
商业资本首先开始向丝绸业生产领域渗透,正如张瀚所说:“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
苏州盛泽镇的施复,杭州大官宦张瀚的家庭,都是以经营丝织业起家的典型。同时,贩运性的商业与产业资本相互交融,促进了市场的繁荣,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据宋应星估计,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额达三千万两,每年获利900万,比国库税收多一倍。故《金瓶梅》中关于西门庆经商致富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商人崛起的史实。
广东的佛山镇、江西景德镇都集中了数以万计的手工工匠,分别成为冶铁和陶瓷的中心,而上海具有棉布织机20万台,平均每人两台,产品远销北方,成为棉纺织中心。
其他如造纸、制糖、造船、建筑等专业如雨后春笋,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的苏州、松江、镇江、嘉兴、湖州、杭州、临清、济宁、芜湖等地已成为商业发展的中心。
这些城市不仅经济繁荣,商人云集,而且手工业组织规模宏大,技术精良,甚至处于世界领头羊。其时,世界各国差不多都陆续卷入世界市场。
明自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商人走海贩运,更是趋之若鹜。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别的产品,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世界市场,成为新兴市场颇具竞争力的商品。
据称,中国丝绸甚至经由吕宋中转,扬帆远渡大洋,畅销美洲新大陆。先到墨西哥,再经秘鲁远销阿根廷、智利和南美大陆其他地区。
随着丝织品的源源输出,使国外金银滚滚流入。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17年(1573-1644)的72年之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
当时白银作为一种世界货币,随着海内外贸易的扩大和巨额白银的内流,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商人财富的积累。到了万历年间,国内的商业活动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壮大,消费观念的更新,使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代的进步思潮也应时而起。
这时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首先起来猛烈地攻击程朱理学,怀疑传统的封建信条,反对束缚个性,要求思想解放,预示着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而生活于嘉靖、万历时代的李贽,则是王学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
他敢于大胆地批判儒学,猛烈抨击封建道学,以及鼓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影响。
他们的异端思想与精神的狂放紧密相连,形成一股巨大的解放思潮,深刻地揭露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罪行,激发了市民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对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尽管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早期的启蒙思潮有着重大的差别,但在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力量,要求个性解放等方面确有共同之处。
总体而论,晚明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壮大,商人的崛起,进步思潮的引发,促进了封建自然经济的分裂解体,加速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金瓶梅》产生的时代土壤,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商人的崛起。而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过程,也正是这一巨大变革时期特定生活的典型概括。
就西门庆的商业活动而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者突出了他的经营能力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在他身上充满着新兴商人的活力。
他能在事业上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不是“富贵在天”,主要是把握了时代条件,敢于弄潮的结果。
他既有非凡的经营谋略,又有投机冒险的胆识魄力。他并不以药铺生意为满足,他预知社会注重奢靡的心态,首先瞄准江南丝织产品及松江布料,加开了缎子铺、绢铺、绒线铺等。体现了他谙习市场行情,善于捕捉时机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牟取巨额利润,便以三万盐引为资本与乔家合开缎铺的事实体现了他非凡的经营权谋和进取的魄力。
开张的头一天就卖了五百两银,约半年时间,本利合计五万银两。他合资经营缎铺的盛况,集中展示了萌芽时期商业发展的情况及新兴商人崛起的历史演变过程,具有典型意义。